Episode 26 | “I Hope This Pandemic is a Wake-Up Call for All Humanity” – David Ho, Tang Chao, Feng Junlan
* 以下是ZOOM夜话现场视频：
翁菱：大家好！今天是「玉河夜话」第一次通过ZOOM连线对话。我代表天安时间，代表合作伙伴David Chu，也代表四年来组织和支持「玉河夜话」的团队和朋友们热烈地欢迎大家参加今晚的活动。
由于我们是第一次在云上进行玉河夜话，有些突发技术问题未能及时解决，本来有近三百人从世界各地报名，但是今晚却只能容纳一百人进入夜话，为此我们深感歉意。今天是第26期「玉河夜话」，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的科学家朋友，主讲嘉宾何大一先生，他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病毒学家，他参与发明的鸡尾酒疗法这些年解救了全球千万人的生命。
主讲嘉宾何大一博士
去年秋天，我在杭州邀请何大一、汤超和冯俊兰三位不同专业的科学家好友相聚的时候，我们谈到「玉河夜话」一直围绕艺术、科学、设计领域的跨界热点话题。我们相约就科学主题做一次深入探讨，计划今年春天在玉河一号，我们位于北京老城中心的四合院相会，与各界朋友畅谈交流。2020年庚子年开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割裂，世界进入了一个我们从未亲身经历的至暗时刻，如此困境逼迫我们反思，找寻人类和地球的出路。
我们的线下对话演变成为今天在网上的相会。本次开年夜话的主题将围绕疫情展开，探讨人类的出路和我们的未来。
我也要特别感谢本次夜话的主持人、北京大学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学术院长、物理生物学家汤超先生和今天的特邀翻译、中国移动首席科学家冯俊兰女士。
主持人汤超博士
汤超：首先允许我介绍一下本次夜话的主讲嘉宾Dr. David HO。何大一先生是医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Vagelos医学院教授，也是亚伦·戴蒙德（Aaron Diamond）艾滋病研究中心的科研主任和总裁。何大一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艾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科学家之一，也是首先阐明艾滋病病毒复制多样性的科学家之一，其发明的“鸡尾酒疗法”有效降低了艾滋病人死亡率。1996年，何先生获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当年对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时代年度风云人物。1997年，当选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2003年，何大一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2015年4月获颁影响世界华人大奖。2019年底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何大一博士一直在带领团队进行科研工作，用四种不同的方法研发防止病毒复制的药物和抗体。
去年9月，我们在杭州邀请了何大一先生来做「玉河夜话」的主讲嘉宾。在当下这个特别的时刻，本期「玉河夜话」选择了这一特别的主题，也是当初始料未及的。何大一先生表示，与大家分享他作为病毒学家的工作和作为科学家的视野，是他的责任与荣幸。
作为主持人，我也有同感。到今天（2020年4月26日）为止新冠病毒已经导致世界上超过20万人死亡，300多万人确诊感染。全球经济停滞、边界关闭，我们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人类正面临一场我们这一代人从没有经历的危机，大家不免会思考本期夜话的主题“人类将走向何方”这一严峻的问题，我们不可能通过今天晚上来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但是我们今天晚上想从科学角度来做一个探讨。
一次将我们彻底惊醒的特大疫情
汤超： 我先介绍一下背景，人们发现自然界有上千种病原体，也就是会让我们得病的细菌和病毒，这些微生物有上千种。它们大部分对我们影响不大，但是有时候也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瘟疫、天花、麻疹、小儿麻痹症、流感，还有最近的艾滋病，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等。其实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与病毒、与流行性细菌不断斗争的历史。由于科学的进步，这些流行病或者已经灭绝、或者已经得到了控制。所以它给了我们一个假象，好像这个世界在这方面很太平，不会再受到大流行的威胁。现在新冠病毒把我们彻底惊醒了。
何大一先生，这次病毒引起了自1918年全球大流感以来最严重的流行病危机。那次“大流感”我提醒一下大家，导致全球五亿人感染（全球三分之一人口），五千万人死亡。请问何大一先生这个病毒这次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为什么一百多年没有发生这种事突然就发生了，为什么它这么快就能够传染这么多人，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
主讲嘉宾何大一博士
何大一：首先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研究中心的关注，还有对我们研究的支持。从1918年的大流感以来，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么严重的全球爆发。但是期间，我们也经历了艾滋病（HIV）在全球的传播，大概有7500万人感染，二分之一的人死亡。当然HIV只感染一些特别的人群，不像这个新冠病毒，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感染。刚才汤老师问到为什么这个病毒会感染这么快，首先它从我们上呼吸道，即我们的鼻子、嘴巴侵入；感染之后很长时间没有症状；感染的时间，即从一个人感染到能够传给他人大概是4到5天，这是非常短的时间。武汉在一开始病毒传播的时候，很多被感染者没有任何症状达到好几个星期。80%的感染这个病毒的人都是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生病的感觉，或者说像普通感冒一样的轻症，剩下的20%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会导致免疫系统彻底崩溃。
汤超：刚才何大一先生说这个病毒也比较特别，就是能够在没有症状的时候传染，而且很多人感染没有症状也不知道自己被感染。昨天世界卫生组织（WHO）也刚刚说了，即使你被感染了，好了以后也不一定不会再被感染，也就是说不一定产生抵抗力。所以这是不是又是这个病毒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病毒如果明年或者秋天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David 。
何大一：其实我们也还不知道、不确定，因为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来证明被感染者未来不再会得。但是从以往经验来看，或者以前相关性病毒，包括SARS和其他的呼吸性的病毒，你得了以后可能就不会再得，非常大概率不会再得。所以说为了安全起见，WHO陈述的就是汤老师讲得那样。
如果说病毒再次回来会怎样？比较幸运的是在中国现在已经基本上处于控制住的状态，美国现在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很多病毒，呼吸性的病毒大部分是季节性的，就是对天气非常敏感。现在可能南半球巴西气候变冷，病情情况也在逐渐严重。如果疫情再回来我们是不是能准备好，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现在美国整个病例占全球三分之一，死亡病例占全球三分之一，我所在的医院是专门接收新冠病人的医院，大概是有200个ICU床位。
特邀翻译冯俊兰博士
科学引领我们揭开真相、找到“解药 ”
汤超：社会上大家对新冠病毒源头都有一些疑问，都很想溯源到底这个病毒从哪来的。说法都不一样，也有一些阴谋论。想问何大一先生，病毒溯源是不是很重要？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知道多少？有没有一个答案？如果说没有答案，科学界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何大一：很多病毒不管是从科学家的兴趣，还是从我们如何真正能够阻止这个病毒的角度来讲，找到起源都是很重要的。以前像埃博拉病毒、SARS、HIV其实都找到了它的源头。这次的病毒是从武汉开始爆发，这个病毒现在大概率可能是说从蝙蝠身上传过来，有没有中间宿主？起初很多人讲是从华南海鲜市场开始传播，当然目前也有争论，不是很确定。还有网上可能大家也听到过很多阴谋论，所谓的阴谋论就是武汉有两个这样的研究所，这样的病毒是实验室造的，当然还有一些阴谋论说是美国造的病毒。这个从科学的角度上说，不太可能。科学不相信这样的阴谋论，更大可能就是从动物身上传过来的。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相信科学。尤其是美国，现在还是非常倾向于不管任何事情都来责备中国。
美国国家安全局也在做这样的一个调查。我希望真正去调查这次的起源，可能很多工作只能中国政府主导来做，我也希望真正去查清这样的起源，能够把这个信息共享给全球。
汤超：下面我们谈一下疫苗和特效药。我们知道疫苗、抗生素和抗病毒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人类抗击传染病的历史。比如说艾滋病（HIV）就是针对它的特效药控制住的，何大一先生在其中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抗艾滋病毒的疫苗，那为什么发展艾滋病疫苗这么困难？您觉得新冠疫苗的研发也会这么困难吗？大家同样关心的一个事情就是需要多久我们可以有新冠疫苗？
何大一：对抗HIV病毒的疫苗，我们花了30年时间来研究，但还是没有研制出来，主要困难是艾滋病病毒表面有一层蛋白，蛋白上有一层保护层，这个保护层变化非常非常快，这种保护层形成以后我们抗体就不能来攻击它。新冠病毒不属于这种类型，新冠表面这层主要是糖的成份，变化没有这么快，所以从原理上讲，不应该像我们研制艾滋病病毒疫苗那样困难。
现在从疫苗研发过程来看有三家公司在竞争研发这个疫苗，有一个已经在第一阶段的试验当中了。这样一个研发速度也是创造了我们历史上的纪录，所以说我们大概率估计一下，一年当中会看到这样的疫苗。
但是，在疫苗研发过程当中，我们还要采取正确的试验的步骤，比如说当时研究非典病毒，研发的疫苗对人体有很大伤害。比如在动物身上做试验，动物身上的试验结果也表明就是这种疫苗造成的伤害要大于它所带来的保护功能，所以说尽管我们需要加速，但是在疫苗研制过程当中还是需要采取正确的步骤，确保疫苗是安全的，以及一旦出来，这种疫苗可以供给全球所有人类来注射，来形成一种好的预防。
汤超：何大一先生，您过去发明了针对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艾滋病突变很快，变化很多，何大一先生发明“鸡尾酒疗法”，有一点像十面埋伏一样，就是让病毒跑不掉。对于新冠病毒，您是不是也采用同样的策略？现在主要挑战有哪些？
主讲嘉宾何大一博士
何大一：现在连一种好的药还没有找到，所以说现在去想用“鸡尾酒疗法”太早了。尽管如此，现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把以前我们用于其他疾病的药，比如说用于疟疾、麻疹治疗的药，对它做一些改变，让它治愈现在新冠病毒的病人。但是目前来看有很多的副作用，但是对于我们这个科研的进程，我还是非常乐观，可能不会那么快，但是一两年内可能会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现在全球有200-300个这样的研究组，包括我们很多的大型药厂都在做这样的研究。有这么多的投入的前提下，我对在一到两年内找到治疗方法还是比较乐观的，对科学最终会找到解决的途径比较乐观。
汤超：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现在没有特效药，疫苗也没有这么快，可能至少在一年时间里我们还是要靠一些原来的老药，这些老药本来不是治新冠的，但是有用，然而可能安全性、有效性也不是特别清楚。刚才何大一先生专门提到了我们中文叫做“人民的希望”（remdesivir）的药，是否又安全又有效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
我刚才就问何大一先生，最终我们要靠什么来抑制新冠病毒，是靠疫苗还是特效药呢？还是二者都需要，也请他介绍一下我们实验室团队最近的工作。
何大一：我们当然希望疫苗和特效药都有突破，但是我们实验室的工作方向更多是在用抗体对抗病毒。我们研究的方法是跟踪了已经得病的病人去提取现在的600多种抗体，主要是通过研究病毒的外壁，找到一种方式来制成有效抗体，起到去病毒的作用。这样的抗体可以用来治疗新冠的病人和它的感染率。当然疫苗有它的优势，疫苗可以在非常大量的人群当中去使用。
以前，美国医学界是非常领先的，一直在医疗研究的前沿，但这次中国科学家做了非常多很好的工作，包括启动分离病毒，启动特效药和疫苗研发。现在，美国科学家有时候需要跟踪中国的科学家研究的这条路，不过美国有那么多好的科学家，科研机构很快也会赶上来。相对中国，美国的科研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在临床研究。因为中国早期治疗时候有非常多病人，所以更注重诊治病人，没有及时做同步科研。
在临床的研究中，有80%的人是比较轻地感染病毒，或者没有症状，20%人非常严重。那么科研的重点是，为什么这20%的人会比较严重。其原因一个是病毒感染之后，不只是感染肺，不仅仅是肺炎，它可能会感染心脏和肾等多样器官。这20%人会严重感染，可能是遗传基因造成的，就是具有这种遗传特性的人可能就会被严重感染，另外一部分人可能不会。要找出来怎么样能够检测出哪些是易感人群，会是阻止病毒蔓延的非常有效的方法。AI和数据收集工作也在里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抗击疫情需要更精诚的全球协作
汤超：现在让我们谈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全球的应急和应对。这次疫情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谁都没有想到。各国政府和地区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方法和策略来应对。比较严格的像封城、封国。松一点的就是大家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最早甚至有“群体免疫”一说。其实瑞典现在的策略就有一点“群体免疫”的意思。刚才何博士已经说全世界三分之一感染在美国，四分之一的死亡，是不是跟他们的应对策略有一些关系呢？我想请何博士来分析一下这些不同策略，有没有一个最佳策略？如果再来一次有没有最佳策略？
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国际协调与合作，这种事情整个国际协调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想请何大一先生看看这方面能不能做得更好？
何大一：全球的应对策略确实非常不同。亚洲国家经历过2013年的SARS，也经历了部分的MERS，所以控制的相对比较好。中国除了湖北之外没有大型爆发，大部分地区都控制住了。韩国、日本、新加坡都处理的很好，当然新加坡最近又有点反弹，台湾也做的非常好，在有一百万人在大陆工作的前提下，台湾的病例不到400个。美国这次的情况非常糟糕，除了美国之外，欧洲一些国家比如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都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因为没有像我们经历SARS时候的经验，所以大家都觉得戴口罩很奇怪，文化上不能接受。当然美国这次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很大原因也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领导人。领导人一直把这个事情当作不值得大家特别重视的事件。纽约这次这么严重的情况，也跟纽约的人口密集程度有很大关系，现在巴西的国家领导人也在表达跟美国类似的一些观点，所以说巴西的情况极有可能步美国的后尘，每天有几千个新增病例。
谈到全球协作，之前的灾难或疫情，美国总统一直在组织全球各个国家领导人、组织全球力量协同行动。但此次疫情，目前就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在扮演协调的角色。希望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领导人能挺身而出。美国和很多个国家告诉我们远离政治，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远离政治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导致我们现在低效抗疫的现状，这个问题是应该去解决的。
主讲嘉宾何大一博士
汤超：看来各国政府比较散，没有统一的行动，但是我想说科学界怎么样？科学界是不是在合作，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何大一：科学家们在协同工作。一月底我开始这方面研究的时候，中国相关的研究人员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我有几个学生在中国工作，中国在提供的资料方面，媒体支持以及科学界的合作上都很好。当然每个实验室以及各国科学界之间也是存在竞争的，但于我而言，此次合作的状态还有科研前进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
科研界能这么好的合作，希望我们各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之间也能够更好精诚合作合作，共同抗击疫情。
社会应给予科学更大的尊重
汤超：何大一先生，最后让我们来谈谈未来，很多人认为这次疫情会改写世界历史，有人甚至认为全球化会因此而终结，但是我们刚刚都听到了科学的进步是非常依靠共享合作与透明的，这次抗击疫情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科学就像艺术一样是没有国界的，也不应该有国界，疾病也没有国界，特别是大家认识到这次疾病也是没有国界的，所以我们也不可能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是人类共同体。您对此怎么看，您对世界的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呢？
何大一：现在“去全球化“的状态我们都看见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整个颠倒过来了。这样一个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或者几年，可能我们的生活再也回不到从前，至少在完全的解决办法找到之前，我们回不去。
这样一个疫情也给我们的经济，给我们的个人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作为一个美国人，我非常遗憾美国在这次疫情当中、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处于下滑的趋势，这是不可否认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都依赖科学去找到最终解决方法，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尤其是对每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一个提醒，要更加尊重科学。虽然科学家看起来比较像书呆子，但是正是这样的科研技术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方便的生活，让我们可以几个小时从纽约飞到北京，让我们可以方便的获得信息，方便我们现在坐在ZOOM上开会。美国在近几年中对科学的不重视带来了非常多的问题。我们很多问题其实需要科研人员7乘24小时非常连续的密集投入去解决的。
汤超：时间过的很快，我想问何大一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这种疫情在短时间内再来一次怎么办？我们该如何做准备？这次疫情也引起了很多反思，您觉得我们应该改变什么？各个方面，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公共卫生系统到科研，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等。
何大一：SARS在2003年唤醒了中国，因此中国制定了各级应急预案，在什么样的疫情情况下中国会迅速启动这样的预案。武汉初期的情况发生是我们并没有去很好地启动预案，当时信息也不够透明，导致武汉疫情起初的爆发。美国一直是有应急预案的，也成功的处理了前面几次的疫情，包括流感，包括其他的几次病毒的传播。但是这次疫情，并没有很好的去执行和尊重预案，导致整个美国不能把疫情控制好，不能协调得很好。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之前70年中做的都非常好，这次却在很多方面不得力，比如说医疗物资的储备非常不充分。我想这次疫情发生也提醒了许多发达国家，要非常重视这些预案，包括应急物品的储备，相关的管理方式，设备和技术，AI以及物流等等。
如果说我们能够有很好的预案在它出现的时候就把它控制住，那我们只会有一个爆发，不会变成全球大流行的糟糕局面。
汤超：非常感谢何大一先生精彩的分享。在我们进入下一个自由提问环节之前，我想给大家再介绍一位科学家，今天好几位科学家都在。我为什么介绍这位科学家想让他说几句呢，因为他和何大一先生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也为研究艾滋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回国在北大做教授，最近也在进行新冠病毒的药物研发。宏魁你能说几句吗？
嘉宾邓宏魁
邓宏魁：好。首先谢谢汤超老师的介绍，我们在过去三个月一直非常忙，工作时间非常非常长。何大一刚刚讲了一点，我印象很深，包括汤老师也说，我们必须依靠科学找到最终答案。那么现在一个是疫苗研究，一个是新药，还有就是何大一说的抗体。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个病毒的致病机理跟别的病毒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实验室在过去三个月里面集中想找一个应对急性炎症反应的方法。我们现在在大动物感染模型上进行测试，看到了比较好的效果，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稍微问一下问题：有很多的急性感染到底是病毒本身引起的，还是我们身体过度抵抗这个病毒引起的？
何大一：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在宏魁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很高兴今天在网上相见。此次病毒会引起急性感染，引起血栓，引发我们的肺、肾、心脏等等很多其它问题。希望我们研究的药物在控制病毒的同时，也能够控制我们自身抵抗系统过度反应造成的问题。
翁菱女士
来自全球各行业专家的精彩提问
翁菱：谢谢刚才的精彩对话。今晚的第一个提问机会我想给我们「玉河夜话」的好朋友，一直支持我们的朱云来先生。
朱云来：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既然这个疫情在中国已经基本控制了，恰好从1月24号到现在差不多三个月时间，目前不但是新增归零，治疗也归零了，我们也没有有效的药物，我们也没有疫苗，这些人是怎么恢复的？毕竟90%的人没有死掉，但是这些人是怎么恢复的健康？向前看，因为这个药物和疫苗听说很多人各种讨论，估计都是一两年之后，最快的恐怕也得半年一年，所以既然是我们现在还是这样，往前走我们又要复工又要恢复生活，又接触，我很担心会不会再引起第二次的爆发。怎么才能把握这种情况直到我们有了有效的药物或者是有了有效的疫苗？
嘉宾朱云来
何大一：为什么会有90%人恢复了呢？我们身体有很强大的免疫系统，当免疫系统有抗体的时候，这个抗体是我们通常战胜各种病毒的一个比较标准的自我修复的一种方式。
我们的生活再不会回到从前，之后就算是疫情得到了控制，我们恢复工作之后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社交的物理距离，还有各式各样的保护，可能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面对面的「玉河夜话」可能要等很长时间才可以恢复了。
Thomas Heatherwick：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有这个机会从伦敦连线此次夜话。我们看见有这么多人相信科学超过我们相信信仰，现在教堂其他的地方都是空着的，而关于科学的讨论汇聚了这么多人。我希望全球对气候变化的重视程度，也能像现在我们科学的依赖程度。作为一个建筑师，我的问题是这次疫情会如何改变我们建筑的结构和形态？刚才何大一也讲到是不是需要存许多应急物质，我们需不需要足够地方存食物，是不是大家不能住在大城市里而是去乡村？我们在哪里放车，我们是不是要继续去共享，还是继续我们目前这种隔离的状态？
嘉宾Thomas Heatherwick
何大一：您的问题很神奇，很让我惊讶。我没有艺术和设计领域的经验，当然我同意其聚集在大城市里，不如住在郊区更好。
还有社交的物理距离，如果说这个病毒，这样的生活需要持续很长时间的话，我们会怎样合理地去设计公共区域，如何让人能够比较舒服地保持距离，或者说一些我们能偶尔灵活移动的间隔，而不是把人都拥挤地放在一起。
当然这也取决于疫情持续多长时间，如果时间很短，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结构，如果说持续很长时间，这个一定会对我们的建筑结构，包括很多方面产生影响。
翁菱：今晚中央美院的院长范迪安先生在这里，他是我们中国艺术界重要的领军人物，您希望代表我们的艺术圈向科学家David Ho提问吗？
范迪安：首先谢谢翁菱组织线上的「玉河夜话」，我在国内听了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很多专家的报告，今天听了何先生的报告我觉得受益良多，主持人主持的非常精彩，提的问题也是我们想问的问题，而且展开了讨论，翻译也让我们特别感到亲切和畅。
我想艺术在这么一场人类共同面对的疫情面前严格来说是十分无力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科学就成为了人民的希望所在。我这里借此机会想向何先生请教一个问题。都说新冠病毒会出现变异，我们就想知道病毒的变异情况，这个前景大概会是什么样。像中国我们已经比较成功的做好了防控，而国际形势却十分让人焦虑和担心，如果说这个病毒还会有变异的形式出现的话，这也是一次新的挑战，所以说在这里除了感谢何先生分享的这么多重要的见解之外，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嘉宾范迪安
何大一：新冠病毒是属于单链的RNA结构的病毒，病毒在复制自己的过程当中会犯错，一旦它犯错的话就会发生这样的变异，会产生新的问题。但是它不会像艾滋病毒，如果是艾滋病病毒产生变异，它在人体当中待的时间会比较长。新冠病毒在感染病人以后，这个病人或者就康复，或者就去世了，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短的时间，这个病毒积累没有到一定程度，不会产生那么多的变异。另外，艾滋病病毒当它犯错产生变异，它不会去修复它犯的错误，不会修复它产生的变异；但是新冠病毒犯错，会像我们审核文章一样自我修复，它犯了错误会把它改回来。从目前疾病的数据情况来看，虽然它产生了一些变异，但这种变异还没有导致功能性的改变。当然如果我们有了治疗它的药物，这个病毒会如何对药物做反应，可能会影响到它是不是会产生更多的变异和根本性变异的情况。
汤老师一开始问到的我们是否需要疫苗和治疗药物甚至抗体治疗的组合，从目前来看，我们对这个情况还不清楚，这个病毒会如何对药物做反应。
Archbold van Beuren：我也听了关于很多新冠的解释，今天听到的是最清楚全面的，所以特别感谢David Ho。我非常关心的是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听David Ho在前面提到，如果能够在我们的基因中找到标志，知道哪些人易感，哪些人不易感，我们就可以让不易感的这些人重新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去工作，这样的话我们社会生活就会重新开始。
嘉宾Archbold van Beuren
何大一 ：在我所熟悉的纽约市，我们收集了大量的数据，我还是比较乐观，在基因上找到标志，判定易感人群，相信这种证据会很快找到。我在哥伦比亚的同事已经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我想还未到做结论的时候，所以说现在还不能跟大家去分享。可能不只是一个标志，可能是非常多的基因里面的一些，可能是一组或者一系列的基因里面的特性会导致他们是易感人群。比如在新泽西州，有一个奶奶得了病，然后她的三个孩子也被传染，都非常严重，导致了死亡。这种情况也侧面说明，他们家族当中有同样的一个基因的传递，导致了非常严重的病例。我们比较乐观会找到这样一个基因上的规律，来告诉我们哪些是易感人群，哪些是会得严重病症的这样一些人。
Fernando：刚才讲到有非常多的公司在研发药物和疫苗，有更多的公司在研究疫苗，也说到这个病毒比较稳定，所以是否可以说我们会在几个月、一年或者18个月内会有这样疫苗和药物？
嘉宾Fernando
何大一：刚才讲到有几千个实验室都在做这样的研究。后端的那部分的工作，只要你去匹配它，有很多药厂、生物制药厂都在做这方面工作。研究这样的组合化学物来战胜这个病毒，更多需要从科学的角度，需要科学家，需要有很多年经验的人员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不管是研究疫苗还是药物还是抗体都是非常重要的。
翁菱：我看在北京的一个美国朋友Dede一直在举手。你肯定有一个问题要问David Ho。
Dede：我认识David很多年，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想问，我们全球有70亿人口，气候的改变这些年也非常明显，那么，假设即使我们准备得很好，即使我们有很好的国家领导人，各个政府的领导人也可以很好地协作，疫情这种情况是否仍然会经常发生？
嘉宾Dede
何大一：是的，新冠疫情在过去二十年里，已经是第三次回来了。你提到了气候的改变，气候改变本身跟疾病产生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比如说气候改变会改变我们很多动物包括人类的生存方式，可能会让我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到这些动物。所以疫情会再来，可能比这个更严重，或者说更让大家值得担心的就是，如果有新型流感再去流行，可能会导致像98年那种甚至更加严重的糟糕情况。我希望这一次疫情是对我们全人类的唤醒。
翁菱：于禄先生是我们非常尊重的量子物理学家，也是「玉河夜话」的好朋友。很多年前我们第一次进行科学和艺术对话的时候，就是汤超、于禄先生和两位艺术家朋友之间的对话。于老师有什么样的问题？
于禄：这个事情我是外行，我今天是来学习的，确实还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刚刚何教授讲到了一些是我没有注意到的，或者不知道的事情，我还是非常感谢。我自己想问一下David，关于这次疫情很多人都很担心，你怎么看？是一两年就会稳定下来吗？还是永远不会了？
嘉宾于禄
何大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没有人有特别清楚的答案。这个世界一定会改变，改变会不同，但是会多久我也不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控制的很好，但如果说现在中国对全世界关闭，可能中国会让这种病毒消失，但是中国也不会去关闭，全球都会连在一起，目前来看这种新的病毒正在各个地方，在很多地方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个病毒一定会回来，在各地来回的传播。如果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的全球一致性，能够让所有的国家采取统一的应对举措，事情可能会更好的控制。现在中国控制的很好，再过几个月可能美国控制的很好。
Charles Cleeland：非常感谢何教授。我们今天学习到很多，我们是做症状研究的，所以我们休斯敦的团队还有中国的合作者一起正在努力制作能够评估病人的症状表现体系，因为症状是非常主观的，所以从技术上来说需要一些我们过去的经验来支持这个工作，希望我们的量表今后能够支持新的临床试验。谢谢何教授，谢谢大家。
嘉宾Charles Cleeland（中）
何大一：如果我们能收集更多患者信息，放在数据库里，这样的话不管是做大数据还是人工智能的人，都可以更好的分析这些数据，然后分享给我们真正的研发人员分析的结果。
结语：在黑暗中永不言弃地去探索
翁菱：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参与本次“玉河夜话”，今晚因疫情之故而首次面向全球的云端夜话着实让人感动。我们的对话从这次疫情展开，一直拓展到了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注。我也想借此机会再次向科学家们表达我们诚挚的谢意，再次深深感谢我们尊敬的主讲嘉宾何大一先生，感谢本次夜话的两位科学家好朋友汤超和冯俊兰的支持，也感谢来自全球各行各业的智识领袖和夜话群友们今晚的参与。值此至暗時刻，我们尤为笃信科学依然是世界的信靠和希望，科学的精神引领着我们，在黑暗中永不言弃地去探索。
接下来，延续我们玉河夜话加醉话的美好传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举杯，聆听并共吟我们今晚特邀的DJ张有待给我们准备的动人的音乐。“WE ARE THE WORLD”，期待我们不论风雨晴天，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永远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