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的夏天，吴文光打开草场地工作室的大门，接待综合艺术策展人翁菱的造访。他穿着与文慧共同创办的生活舞蹈工作室的服装，一件黑色的T恤，背后是手写体的“生活舞蹈”，前面印着“100%LIFE，零%ART”——不要艺术作品，要走进生活里，回过头看他的实践，这行字恰好也成了精简的总结。
把摄像机给10个村民，教他们简单的使用后，让他们自己选择题材，拍自己的生活。摄像机在这些远离“主流势力”的普通人手中，开始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这是他发起的“村民影像计划”；他拍下县城里的大棚舞团，这里有农民跳舞、唱1元、2元一首的流行歌曲，这是县城乡村最有生命力的场景，其中当然也有人性、社会残酷的部分；北漂的艺术家、画家，这些爬摸滚打、有上顿没下顿的年轻人也是他拍摄的对象，在他看来，他们和农民面临的处境没什么两样——这部充满野生、鲜活的纪录片《流浪北京》让他受到世界的关注，开创了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先河。
但这些外界的关注丝毫没有给他带来成就感，他关注的永远是自己的内心。他困惑当下的创作者是不是把作品看得太重要了？“作品不重要，东西做完了就是垃圾，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别人的看法我不操心，我只关注自己还能不能继续被改变，继续往前走。”他说，艺术圈很多人把作品像羽毛一样小心翼翼地爱护，“我希望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如何在漫长的时间里面，孤身一人把这件事做下去，是吴文光认为年轻的创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他在草场地的空间，给了这些年轻人一个互动、交流想法的地方。也在这里，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民间影像档案的计划，寻找民间的口述和影像。
过去几年来，如同当年他所说的，很少在媒体报道和各类讨论中找到他的身影。去年，他罕见地接受GQ的播客邀请。节目里，他聊到纪录片是他的“河道”，让他超越了生命之所限，获得一种永恒感。“人如果能找到一条具体的河道，就能有获救和重生的感觉。”这与十二年前这场谈话的尾声，他聊到的“深度或极度的悲观，换来的是更大的热情”，似乎是延续性的、另一个阶段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