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时代，艺术能改变我们的社会吗？”
这是十二年前综合艺术策展人翁菱对艺术家王广义提出的问题。放到如今来看，依旧有讨论的空间，只是不知道当年做出回答的王广义，如今又会有怎样的理解。在80年代中国新艺术运动中，王广义作为参与者之一被公众知晓，《大批判》系列作品作为“政治波普”风格的代表受到世界的关注。回顾2010年《艺文中国》的这段珍贵谈话影像，在创作之外，也呈现了艺术家身份的王广义的不同侧面。
“借助人民之手创作”
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工人家庭，王广义的艺术开局并不顺利。第四年才考上美院，求学期间，他的作品不受老师的喜欢。或许是这种不被认同的经历，让他开辟了自己的路子：一罐无心放置的可口可乐，一段作画休息的间隙，他把画中的工人形象与波普结合，“没有合理的水到渠成的解释，诞生得极其偶然。”
在后来的《冷战美学》系列中，他把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中国图像资源“游戏化”，背后涉及的是信仰的冲突、对他人的怀疑、对他国的敌意。他认为这是根植于历史的古老情结，也是作品表达的由头和出口。如同翁菱的评价，王广义就像堂·吉诃德，在这个世界横冲直撞出自己的艺术世界。
清理人文热情
彼时的艺术届对艺术的描述、评论投入了大量的热情被阐释得机器复杂，过度地把艺术作品赋予了复杂的哲学含义。王广义认为艺术不应该是这样的，提出”清理人文热情“的观点，人文热情的大量投入会导致艺术自身意义的严重缺失。他认为自己的艺术是没有立场的，往往艺术家试图给观者一个正确的方向，以至于更接近自己的本意。“但人们往往会适得其反地往偏了想，所以艺术家不要把自己那点可笑的思想太当回事”。
“单纯、粗糙感，这种粗糙感中带有浊的感觉是我想做的”，事实上他也这么做了：把中国朴素的工人形象，与心里对峙的东西，用粗糙、原始的状态呈现，具有了力量的对比。
在确定的世界里，寻找不确定
这场谈话的最后，回到开头那个尖锐的提问，王广义的回答是：“起不了作用，艺术家在现实里的存在是一个乐趣。有这么一个人做这个事情，好坏无法判断，有没有意义无法判断，艺术家就是这种角色。”他认为艺术里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这种不确定性是吸引他、驱使他走入艺术的原因。他不认为艺术是所有人的事情，更愿意认同艺术是很少一部分人关心的事。王广义说，“我希望它永远这样就好了。至于我是不是那小部分人我不确定，我想努力是，我知道那一小部分是很重要的。”
经过了85新潮的激荡，以政治波普走入国际艺术舞台的王广义，始终保持理性的创作态度和对艺术的敬畏之心，这与时代的变化和艺术市场的更迭无关。近年来，王广义似乎在艺术届匿迹，罕见有新作发表，但凡人们聊起80、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绕不开王广义这个名字。相信王广义的选择，也与时代的变化和艺术市场的更迭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