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春天，艺术家张培力历时五年有余集结而成的新作展“身体数据2020”在综合艺术策划人翁菱所主持的北京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开幕。身体数据，无论是来自外部和后天的身份信息，如身份证、护照签证等，或者医学生理解剖中的形态和数据，都在张培力以艺术媒介的方式演绎之后，呈现了一个从社会公众到个人心理的多维度的刺痛带，同时张培力作品一直以来的决绝和冷酷特征贯穿始终，反而带来了抚慰和治愈的效果。
与以往相同，在张培力看似冷峻理性的作品之下，始终有一条关于生活经验和深层记忆的线索将其串联在一起。这个底层线索和他多年来的作品呈现出的外部形态都如此清晰，它们形成互文，成为他抵御一切模式化的某种动力学，嵌在他作品的基因之中。
时间回到2010年金秋时节，综合艺术策划人翁菱为了本期节目的录制专程前往张培力的杭州工作室，作为彼此相熟的老友，展开了一段轻松却又不失严谨的对话。张培力回忆他在作为医生之子的童年与成长，绘画成为他的抒发通道，却也对于人体标本、骨骼、解剖书等熟视无睹。父母给他留下了一种特殊生命印记，他自己也因为得过“差点没命”的小儿疾病而对生死问题有了过早的感知。
也许是潜意识中为了能够招架住这样的感知，张培力的作品向来都是在冷眼旁观的视角中对非理性的情绪释放与表达展现出一种罕见的克制，乃至充满诘问的不妥协意识。这样的意识，放在他所成名的1980年代的生命激情迸发的喧嚣环境中，尤其独立和鲜明。作为“八五”新潮美术运动的最活跃的艺术家之一，张培力彼时还曾参与筹建了“85新空间”展和“池社”等团体。这个时期的他也不断叩问自己，艺术何为，艺术到底为社会带来什么。
对录像艺术的探索也正是始于这样的叩问，他也逐渐奠定了自己“中国录像艺术之父”的地位，尽管他对这个头衔并不在意。《30×30》、《卫字3号》、《阵风》…….多年来，随着一件件前卫作品的诞生，人们越来越关注张培力如何在多元媒介之间转换，而他始终强调对于艺术本身的追问。艺术承担了什么？艺术是否应当回到艺术本身？艺术对社会的贡献，并非因为其被附着的各种意义。艺术家从艺术出发，创造出各种开放的艺术形式，才是艺术对于人与社会的真正贡献。
在12年前的这期访谈中，当翁菱谈到以张培力为代表的中国美院出身的艺术家在作品形式和对艺术本质的思考方面显现出“成熟”的特质时，张培力坦言他“惧怕成熟”，因为“一件事情如果可以被成熟操作了就失去了全部的意义。”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在1980年代，他撰写的“池社”宣言中对艺术的描述：
“艺术是一个池。我们的生存有赖于碳水化合物。我们渴望恰当的净化。我们的思维是流动的、模糊的。有谁见过理性的冲动？浸入的瞬间令人陶醉。复苏的瞬间大彻大悟。”
